这时候流传的版本里又增加了针对乾隆本人的内容，诸如金川用兵、冤杀张广泗、南巡劳民伤财、皇后早逝中宫常空……共罗列了“五不可解和十大过”。

　　问题大条了！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关于许多已故大臣的流言，而是啪啪的打现任皇帝的脸。

　　要知道古代社会文书传递和处理的制度与统治权力息息相关。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要是连事关皇帝的流言都控制不住，那也就离完蛋不远了。

　　这件事的诡异还远不止于此。

　　伪奏稿在乾隆三年到十六年的这段时间里，一直在江西、江苏、浙江、直隶、山东等地传播，但是上述这些省的督抚竟没一个上报的。反而是地处偏远的云贵总督硕色，发现贵州有人在传抄，于是立刻上报，由此也开始了一场波及全国的“伪奏稿案”查办风波。

　　接到密报乾隆自然是震怒，在大张旗鼓的查办同时，他开始逐个敲打那些不称职的封疆大吏，同时也对各省的吏治有了戒心，并决定着手整顿官场，以稳固统治的基石。

　　对他而言，伪奏稿案的真正主题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奏稿内容的作者是谁，而是人心风俗和吏治，是对中下层官员和士绅阶层的统治。

　　结果查来查去，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江南。

　　当时江南地区的案件查办是由两江总督尹继善亲自坐镇，之后乾隆又派出了军机大臣舒赫德协办，然而江南官场如同一潭泥沼，大量中下层官吏都参与了传抄，越查人越多。几个月下来，主犯到底是谁愣是没搞清。

　　到了乾隆十七年十一月，随着大量中下层官吏被源源不断的押往京城，乾隆干脆将审理伪稿案的权力收归刑部，由军机大臣介入追查。然而审来审去，整个伪稿案就如同一团没有头绪的线团，愈发让人困惑。

　　到了这个地步，如果说没有官官相护，打死乾隆都不信。

　　最终，无奈之下的乾隆只能找替罪羊。没有首犯，那就制造一个，先让这桩案子体面的结束，然后再回过头收拾那些阳奉阴违的家伙。

　　于是，一名来自江西、且已经被捉拿审讯的下级武官卢鲁生浮出水面。而这一线索的发现，实际上是来源于乾隆对江西巡抚鄂容安奏折上的朱批。

　　事实上鄂容安在该封奏折中一共汇报了四条线索，而乾隆却只对其中卢鲁生、卢锡龄父子传抄情节表达了严重关切。他在朱批中写道：“此二人速行解京，看来此事已近，勉之。”

　　卢鲁生，时任江西绿营抚州守御所千总。据他自己交代，他是于乾隆十五年七八月间，与一众军中同僚在籍州卫千总李世瑞家聚会。席间有人拿出了一份奏折，说是朝廷的大事，要给大家看看，主人家李世瑞还当众念起了这份奏折。

　　然而根据当时在场所有武官的供述，他们都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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