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时候流传的版本里又增加了针对乾隆本人的内容,诸如金川用兵、冤杀张广泗、南巡劳民伤财、皇后早逝中宫常空……共罗列了“五不可解和十大过”。
问题大条了!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关于许多已故大臣的流言,而是啪啪的打现任皇帝的脸。
要知道古代社会文书传递和处理的制度与统治权力息息相关。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要是连事关皇帝的流言都控制不住,那也就离完蛋不远了。
这件事的诡异还远不止于此。
伪奏稿在乾隆三年到十六年的这段时间里,一直在江西、江苏、浙江、直隶、山东等地传播,但是上述这些省的督抚竟没一个上报的。反而是地处偏远的云贵总督硕色,发现贵州有人在传抄,于是立刻上报,由此也开始了一场波及全国的“伪奏稿案”查办风波。
接到密报乾隆自然是震怒,在大张旗鼓的查办同时,他开始逐个敲打那些不称职的封疆大吏,同时也对各省的吏治有了戒心,并决定着手整顿官场,以稳固统治的基石。
对他而言,伪奏稿案的真正主题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奏稿内容的作者是谁,而是人心风俗和吏治,是对中下层官员和士绅阶层的统治。
结果查来查去,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江南。
当时江南地区的案件查办是由两江总督尹继善亲自坐镇,之后乾隆又派出了军机大臣舒赫德协办,然而江南官场如同一潭泥沼,大量中下层官吏都参与了传抄,越查人越多。几个月下来,主犯到底是谁愣是没搞清。
到了乾隆十七年十一月,随着大量中下层官吏被源源不断的押往京城,乾隆干脆将审理伪稿案的权力收归刑部,由军机大臣介入追查。然而审来审去,整个伪稿案就如同一团没有头绪的线团,愈发让人困惑。
到了这个地步,如果说没有官官相护,打死乾隆都不信。
最终,无奈之下的乾隆只能找替罪羊。没有首犯,那就制造一个,先让这桩案子体面的结束,然后再回过头收拾那些阳奉阴违的家伙。
于是,一名来自江西、且已经被捉拿审讯的下级武官卢鲁生浮出水面。而这一线索的发现,实际上是来源于乾隆对江西巡抚鄂容安奏折上的朱批。
事实上鄂容安在该封奏折中一共汇报了四条线索,而乾隆却只对其中卢鲁生、卢锡龄父子传抄情节表达了严重关切。他在朱批中写道:“此二人速行解京,看来此事已近,勉之。”
卢鲁生,时任江西绿营抚州守御所千总。据他自己交代,他是于乾隆十五年七八月间,与一众军中同僚在籍州卫千总李世瑞家聚会。席间有人拿出了一份奏折,说是朝廷的大事,要给大家看看,主人家李世瑞还当众念起了这份奏折。
然而根据当时在场所有武官的供述,他们都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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