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,是因为在那块牙牌上,从上到下、从左往右用满文清晰的阴刻着“尚虞备用处”。

　　说起这个机构,还有一个名字就是“粘竿处”，后世的演绎里将其称为“血滴子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尚虞备用处从康熙时期就已经存在。一开始的目的是从八旗勋贵子弟中挑选身手敏捷、办事灵活的人，负责皇帝巡狩时扶舆、擎盖和沾雀捕鱼之类的事。这些年轻人通过这些日常杂务的的历练，然后便可跻身为皇帝的侍卫。

　　作为皇帝的贴身工作人员，尚虞备用处自然就成了皇帝了解外界信息的耳目之一。不过在康熙时代他们的作用并不大，主要是汇报一些街巷市井风闻。

　　从顺治时代起，皇帝主管的秘密机构其实是通政司和銮仪卫；比如著名的江南三织造，就是康熙派驻江南的耳目。

　　尚虞备用处真正为后世所熟知还是从雍正继......位以后，一直到嘉庆时期才取消了其秘密机构的功能。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和珅早期正是出自于这个机构并逐步负责掌控，而这是作为皇帝的嘉庆所决不能容忍的。

　　说句题外话吧。在赵新所在的另一时空里，某些清粉也好还是什么粉也罢，居然炮制出乾隆把粘竿处卫士派往欧洲的故事。说什么英国工业革命之类的清廷全都门清，由此印证马尔嘎尼访华时，福康安对欧洲的军事技术不屑一顾。

　　然而在这种说法里，那所谓的“满文档案”到底是哪年哪月哪一份？翻译者何人？如此重要的历史资料为什么没有出论文？

　　连国家档案馆都没有的资料，就算是对1840不甘心，咱也不能胡诌吧！

　　事实上，乾隆了解欧洲的主要渠道跟康熙一样，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。听他们讲述是一方面，查阅传教士们与欧洲家乡的往来信件才是获得欧洲信息的最大来源。

　　还记得那位被乾隆派去仿造北海镇步枪的汪达洪和巴茂真吗？这些传教士一旦进入造办处工作，这辈子都回不去了。他们唯一能和欧洲联系获得最新消息的方式，就只能是书信。

　　就职于清宫造办处的汪达洪曾在给欧洲友人的信里提及，理藩院那边每次都要把他寄出的信拆开检查，确认没有泄露任何宫廷机密才允许寄出。

　　寄出去的要拆开查，寄进来的自然也要查。别忘了，满清早中期是禁止天主教进入内陆传教的。万一造办处的传教士和澳门那边有所勾连，问题就麻烦了。

　　乾隆十二年，多明我会修士白多禄因为从澳门乔装私自进入福建传教，被乾隆下令斩首于福州西门外。到了乾隆十三年，另外四名先后被捕的西班牙修士施方济、华雅敬、德方济，及费若望，也被处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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