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展委员会的成立,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专家的鼎力支持,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过留洋学习的经历,曾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孱弱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盛气凌人。回国后本是抱着“科技强国”、“实业救国”、“教育救国”的理想,无奈国内先是军阀混战,后又逢官僚主义、贪污腐败横行。
直到抗日战争爆发,他们才总算找到了救国的门路,可是在达官贵人蜂拥而至的重庆、在纸醉金迷的重庆,专家们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
是陈际帆给他们创造了这个机会!
陈际帆没有在发展委员会里安排军队背景的任何一个人,人事权和财政权全部下放,他只提要求,按照发展委员会提供的预算提供资金和其他力所能及的方便,在这种充分信任的基础上,专家们压抑已久的热情终于爆发了!
首先是白湖农场,可耕作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,粮食总产量增长了一倍,农村卫生事业,农民教育,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科技推广辅导得到切实有力的加强。由于农业产品在战时的特殊性,发展委员会虽然对粮食、棉花、猪鬃等物资实行统购统销,但是价格很公道,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。
土地改革试点开始运作,从白湖农场到枞阳、无为、舒城等南方富庶地区到宿县、灵璧、蒙城等皖北平原,大量的无主土地实行承包租种然后挂牌售卖的形式,安置了大量的原佃户和外来难民。
尽管有专家认为制订禁止土地流通的法律迫在眉睫,但陈际帆坚持认为,法律不应该由政府制订,而应该有辖区人民选出的代表进行立法。在此期间,只能暂时允许这种现象存在。陈际帆有幸看到了这份报纸,对腐败他是感同身受的,这个东西一旦蔓延开来,就会想传染病一样从表层迅速侵蚀到肌体,最后积重难返。靠杀鸡儆猴的办法不但止不住这些前贪后继的家伙不断往前的脚步,而且会牵扯大量的精力。陈际帆知道,现在单单靠喊几句振兴中华的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,定期的学习也不会长久。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建立比较完善的法制体系,让司法系统彻底独立,让人民也有说话和监督的权利。
他感觉,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保障刚刚开始的经济振兴,这个政权不能复制重庆模式,由上而下指派官员,然后由军队作为强制力量保证其平稳运行,这种模式看起来效率很高,实则蕴藏着巨大危机。
走访很多专家的结果,大都认为美国模式比较适合此时的情形。就是首先建立议会,由各政党、团体和人民代表选出代表召开议会制定法律,然后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在法律的框架下执政。
“三权分立”?这个词在陈际帆读中学的时候还是政治书上一个遥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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