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都差了一个数量级。
要搞平籴法,有两个思路。
要么,来一波大改革,解决从明中期白银税代替实物税改革之后、或者说从明早期构建就有点问题的“中央”和“地方”的财政问题。
地方取消一些白银税,退回去收实物税,比如收粮食等。地方各仓,得有粮食,才能玩平籴法。
而征收实物税,又会带来新问题。
储存成本、贪腐、倒卖、火龙烧仓……
还有,粮食不能自己飞到仓库里,这又绕回了漕运改革的问题:粮食不能飞到仓库,是不是得出劳役运粮食?运白银的运量,和运粮食的运量所需的人力,能一样吗?
而出劳役,则又等同于“劫贫济富”。
士绅老爷出劳役吗?
最后出劳役的是谁?
胥吏手里拿着劳役权,不又得来一场狂欢?让你出劳役,你就家破人亡;你不出劳役,那就给钱。
要么,发展生产力、尤其是发展运输力量。
内地没有海运优势,那就猛搞大基建。
搞运河。
搞火轮船。
搞铁路。
等等。
搞到刘钰说的“人均粮食拥有量”具有现实意义;搞到东北的粮食一个月内能出现在湖北……
而这,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。
比如,刘钰对海运的改革,是通过垄断公司的商船注册手段、以及商船履行强加义务为基础,实质上是让海商,均摊了大顺培养水手、海军、造船、以及紧急状态下的物资运输的成本。
比如说搞对日贸易的商船。
利润极高,因为大顺授予了他们垄断权、日本幕府那边也想拿到专营的关税,所以两边一起缉私,保证了垄断专营。
所以,刘钰说,你们要履行注册商船、战时征用、培养水手、强制安插实习军官、必要时必须运输军事物资的义务。
这些义务,很沉重。
历史上,西班牙这么搞,搞崩了。
大顺则凭借的自身是商品生产国和生产力进步的实质垄断倾销效果,让这些商人扛着沉重的“义务”,依旧美滋滋。
这也是大顺参与一战的基础。
否则的话,跨大洋作战的后勤补给、水手、海船等,全靠大顺财政养着专业军用运输船,能把大顺的财政直接拖死。
而如湖北的粮食问题。
河船和海船不一样。
小火轮船,就算投入实用,现在性价比最高的,也是用在长江逆流运输上。
大顺不是统制经济。
甚至连大宋的重商主义水平都没达到。
各种商品管控的能力,也没那么强,更没有说啥玩意儿都官营的水准。
既如此,怎么搞?
想要做到随时能以南洋等地的粮食,平抑湖北的粮价,就需要有极强的长江逆流运输能力。
而极强的长江逆流运输能力,是以经济、贸易、商业为基石的。
盐之类的,可以这么搞,因为运输量不是太大。大不了养一支专门的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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